曾几何时，美联储主席可以自信地“教训”国会和行政部门，警告他们避免挥霍无度的财政开支。那是一个美联储尚能保持相对独立性、用利率政策威慑政治决策者的时代。
例如，1990年时，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曾公开向国会表示，他会考虑降低利率，但条件是国会必须先削减预算赤字。同样，在1985年，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更是明确提出数字，他告诫国会，维持货币政策稳定需要财政赤字至少减少500亿美元。那个时候，500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差额，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数目，而非今天动辄数万亿的规模。
在当时，美联储主席们通过暗示经济衰退风险，成功迫使国会和白宫考虑财政纪律：如果不及时收紧财政，经济前景堪忧。这种以加息威胁财政浪费的做法，虽然严厉，却有效维护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却完全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拒绝接受这一游戏规则，反而公然批评美联储利率过高，甚至讥讽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为“Too Late·鲍威尔”。他断言联邦基金利率“至少高了3个百分点”，并坚称“通胀根本不存在”，这不仅是对美联储的压力，更是对其独立性的直接挑战。
与过去总统仅期望美联储刺激经济不同，特朗普更明确地希望美联储成为赤字融资的工具，即使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完全从属于财政需求。通过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反复呼吁降低利率，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公开要求财政主导货币政策的总统。
这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的巨大变迁。过去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利用加息威胁迫使国会控制赤字支出，而现在，面对庞大的联邦债务，美联储的加息工具变得既危险又难以施行。
当前美国联邦债务已达GDP的120%，远高于1980年代的35%。利息支付成本更是超过国防开支，财政压力巨大。此时美联储加息，虽能抑制通胀，但也将推动赤字激增，债务负担雪上加霜。
此外，美国73%的联邦支出是非自由裁量性质（如社保、医保），远超1980年代的45%。这意味着财政调整空间极其有限，削减这些支出不仅政治上几乎不可行，也使得加息带来的财政压力无处释放。
特朗普的态度反映了其个人经历和政策立场。作为前房地产开发商，他曾公开表示面对债务“那是银行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当他担任总统时，对国家不断膨胀的债务似乎也毫无紧迫感，他将利率政策的压力转嫁给了美联储，实际上是在说“国债是你们的问题”。
前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大卫·贝克沃斯指出，面对日益膨胀的债务，最终的选择只能是三者之一：更多债务、更多货币发行，或两者结合。而当债务水平不可持续时，美联储的独立性将面临最大威胁——它不得不屈从于财政需求，压低利率，甚至直接货币化债务。
鲍威尔与美联储团队清楚这一点。他们明白重施沃尔克时代的强硬政策风险巨大，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衰退，还可能加速财政恶化。在这样的博弈中，美联储的“牌”变得越来越少，谈判筹码日渐薄弱。
未来，美联储要么被迫迎合财政需求，失去独立性，要么试图坚守独立性，却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贝克沃斯警告，这才是美联储真正的生存威胁，而非外界的政治压力。
尽管仍有希望通过公众对通胀的抵制，促使立法者最终采取行动削减赤字，但目前来看，财政需求对货币政策的绑架趋势愈加明显。
特朗普作为第一位公开表达财政主导要求的总统，仅是这个深层问题的一个信号。所有人都知道美国财政政策不可持续，政府自己也无法回避。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是否知道，而是谁将承担起解决这一难题的责任，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