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尤其在美国右翼政治阵营中表现尤为明显。许多人热衷于呼吁恢复制造业岗位，反对自由贸易，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现实的经济数据和学术研究往往难以支持这些论断。保护主义背后的伦理和经济理由错综复杂，有些甚至毫无根据。为什么这些无理的反贸易观点仍然存在？进化心理学提供了深刻的解释。
进化心理学与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个人与群体间激烈竞争的环境里。在那个世界中，外来者被视为潜在的威胁，他们的收益往往意味着本族群的损失，这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时至今日，这种根植于人类大脑深层的进化心理，仍然影响着我们对经济互动的感知和情感反应。
美国右翼对制造业岗位的守护，正是这种深层心理的反映。他们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生产有一种天然的审美偏好，认为制造业是社会贡献最直观的象征。相比之下，现代经济中的服务业、知识经济则显得抽象且难以被直观感知。这种偏见导致他们对制造业衰退深感焦虑，进而反对自由贸易，试图通过关税和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
贸易与国家利益的矛盾认知
知名评论员克里斯·考德威尔（Chris Caldwell）提出，国家整体利益的概念是虚幻的。贸易让美国人与某些外国人成为盟友，同时又与部分同胞对立。这种观点乍听之下合理，但仔细分析便发现逻辑矛盾。如果限制贸易会使人们与外国“敌对”，那允许贸易反而是促进跨境合作的行为。没有贸易的世界，需要政府通过强硬措施人为制造分裂，这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人为构建的政治局面。
另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指出，自由贸易破坏了工人与政府及商界领袖之间的忠诚纽带。然而，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群体成员通常愿意为了整体利益做出牺牲，例如士兵为国家牺牲生命。但反贸易论者却要求整体社会为了保护极少数人的工作岗位而承受损失，这种伦理逻辑与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相悖。
关税的经济代价与社会不公平
保护主义者常常忽视贸易壁垒对社会整体的负面影响。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尤其影响低收入家庭，因为服装、食品、电器等基本生活用品的进口依赖度较高。以特朗普政府征收的洗衣机关税为例，研究显示，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负担了约419美元。虽然关税可能拯救了部分制造业岗位，但其代价远远高于收益，甚至导致相关行业更大规模的就业流失。
布什政府曾对钢铁行业实施保护，但结果是相关使用钢铁的下游行业流失了十几万个就业岗位，超过钢铁行业自身的就业人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样产生了类似的扭曲效果，使消费者付出了极高的经济代价。
制造业就业的现实与误解
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是制造业仍占据大量劳动力。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占非农劳动力的8%，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即便聚焦于低学历男性工人，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也由1960年的37%下降至2015年的16%。多数美国人从事的是服务业和知识型职业，制造业已不再是就业的主流。
那么，为什么保护主义者依然热衷于维护一个已不再主导经济的行业？这与进化心理学中对实物生产的本能尊重和怀旧情结有关。制造业象征着“真实劳动”的形象，与古代农耕和手工制造的生存劳动相呼应，易于激发人们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心理偏见与政策选择的脱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持久性源于深层的心理错觉，而非经济理性。特朗普总统曾直言，贸易逆差意味着“资金流失”，这在经济学上是误解交易的本质。交易是双方自愿且互利的行为，而非一方输另一方赢的零和游戏。贸易和移民之外，美国人很少以如此零和的眼光看待经济活动，这显示外国因素改变了人们对经济互动的感知。
此外，制造业的浪漫化也反映了对“劳动”意义的古老理解。人类漫长历史中，绝大多数劳动都是为了生产具体的、有形的生存资源。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是近现代的经济转型，很多生产性活动变得抽象且难以被直观感受。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导致保护主义者难以接受新的经济现实。
未来的政策方向
面对保护主义的非理性偏见，政策制定者应更关注如何帮助现有劳动力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非试图复活早已消逝的制造业岗位。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高质量职业培训和教育、简化职业许可制度，才是有效支持工人的关键。
如果保护主义者真正关心社会公平，应通过累进税制和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资源转移，而不是通过关税这种累退税加重低收入群体负担。限制贸易不仅无法实现其设想的公平目标，反而会扩大社会分裂和经济低效。
总结
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更是深植于我们进化心理的零和竞争思维和对“真实劳动”的固有偏好。这些心理因素扭曲了我们对现代经济运作的理解，使得无视事实的反贸易论调得以持续。认清这些心理偏见的存在，是构建合理经济政策、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