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日，美国参议院以50比50的平局票数，通过了被称作《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简称“大而美法案”）的重要法案，最终由副总统万斯投下决定性的一票，使得该法案成功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阶段。这一进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法案将显著提升联邦政府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而批评者则警告，这项举措可能加速美国已经高企的国家债务问题。甚至科技巨头马斯克也公开表达不满，威胁要另立“山头”，以应对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的动态评估，法案将在2025至2034年期间额外增加联邦债务约3.3万亿至3.9万亿美元，峰值年份新增利息开支逼近700亿美元。这些数字让人不得不深思，法案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联邦体制中根深蒂固的矛盾。
美国联邦制的历史根基与财政膨胀的张力
要理解“大而美法案”引发的争议，必须回溯美国联邦制的起点。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确立了“列举权力”原则：联邦政府的权限限定于外交、国防、关税和铸币等少数领域，其余权力保留给各州和人民。这一分权理念后来被第十修正案写入宪法，意在通过分权和州际竞争限制中央权力的膨胀。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联邦政府支出仅占GDP的2%到3%。
但从南北战争开始，到一战、二战，动员财政需求暴涨，将联邦支出推升至GDP的10%至40%。接着新政及“伟大社会”计划催生了庞大的福利国家体系，社会保障和医疗项目成为常态。21世纪则经历了9·11、2008年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多轮应急开支，联邦财政规模被不断推高。
至2024财年，美国联邦支出高达6.75万亿美元，占GDP比例约23%，昔日“守夜人政府”的理念已成过往云烟。
法律分权与财政集中形成治理困局
尽管财政规模大幅扩张，美国联邦制的核心结构却未发生根本改变：各州依然保持高度自治，拥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联邦政府在大多数内部事务上缺乏强制执行力。
宪法第十修正案赋予各州广泛的立法权，涵盖刑法、税法、环境、枪支法规等。加州和德州的法规差异就是典型例证。美国实际上拥有51套法律体系（50州及联邦）。这导致联邦政策往往依赖财政激励机制（grant-in-aid）推动，但地方政府可自由接受、修改或拒绝。
这种“中央政府出钱，地方政府自由决定”的机制带来执行差异与政策碎片化。政治上，蓝州与红州基于不同党派理念，时常对联邦政策采取不同响应策略。各州也经常通过诉讼或立法阻挠联邦法规的实施，尤其在环保、移民和公共卫生领域。
资源分配、职责重叠与效率瓶颈
联邦扩权虽意图强化国家治理，但与州政府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职能重叠造成上下游脱节和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因承担有限财政责任，往往缺乏节约成本的动力，形成“不花白不花”的浪费局面。
政府问责局（GAO）截至2025年识别出2000余项“碎片化、重叠和重复”项目，导致财政浪费惊人。曾任政府效率部门负责人马斯克也曾指出，联邦预算中的低效和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此外，美国法治体系中多重制衡结构（两院立法、总统否决、联邦法院审查及州级审计）虽然保证了权力平衡，但也显著延长审批周期、提高合规成本，导致项目周期被无限拖延，完工率低下且费用居高不下。
大而美法案在结构矛盾中的两难境地
“大而美法案”旨在强化联邦政府职能，扩大国防、边境管理、基建和产业政策支出，同时继续实施大规模减税，取消新能源补贴，削减福利开支。表面看似均衡，但未能触及联邦制的根本分权矛盾。
联邦政府收入大幅缩水的同时，新增的国防和边境开支又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州政府在医疗、福利、环保等领域仍保持实质裁量权，政策统一难以实现，执行效果因地方政治生态差异而悬殊。
换言之，该法案试图在不改变联邦分权框架的前提下，实现“更强联邦职能”与“更低财政负担”的矛盾目标，最终只可能导致债务上限大幅提升，估计将推高联邦债务至5万亿美元以上。
美国联邦治理的未来走向与潜在改革路径
面对这一困局，美国未来可走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1. 回归列举权力原则，缩减联邦职能
通过大幅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和职责，强化州及地方自治，实现财政负担和权力的地方化，降低中央开支和债务压力。
2. 重构财权结构，实现权责对等
在保持联邦职能现有范围的同时，建立统一且更高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强化项目结果评估与问责，减少过度细化的项目条款，避免资金浪费。
然而，这两条路径均面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制度障碍。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缺乏共识，导致联邦政府可能陷入扩权、低效、再扩权的恶性循环，财政负担和政策碎片化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
结语
“大而美法案”不仅是一项具体的财政和政策立法，更折射出美国联邦制治理体系的深层矛盾。如何在保障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现高效联邦治理，控制债务风险，避免政策碎片化与资源浪费，是摆在美国政治和学界面前亟需破解的难题。未来，美国联邦治理的改革与转型之路必将充满艰难抉择与复杂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