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基金会模式是加密世界的治理圣杯。以以太坊为代表的早期项目将其奉为连接初创阶段与去中心化治理之间的过渡机制，并在随后数年成为Layer1项目几乎标配的“合法性工程”：非营利、透明、代表社区……一套看似纯净理性的治理设计，成功为无数项目赢得了早期信任、监管容忍与资本加持。
然而，十年过去，这套理想正在迅速被现实重构。一篇来自 a16z 的文章《加密货币基金会时代的终结》，犹如一记丧钟，让人重新审视：我们是否过度神话了基金会？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加密基金会正面临结构性失效，其治理能力、道德光环与长期价值正遭遇深刻挑战。在这个“链上治理”的转折点，基金会是否已从黄金标准沦为制度包袱？
从神坛滑落：理想化治理模型的系统性疲态
当年，以太坊基金会在瑞士注册，标志着一种“超主权治理实验”的正式开局。它让公众相信，区块链项目可以在不依赖传统公司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治、透明与可持续增长。随后，Arbitrum、Polkadot、Cosmos、Tezos 等项目纷纷建立基金会，几乎成为顶层治理结构的默认选项。
但在走过快速增长与初期共识之后，许多基金会却没能兑现“社区代言人”的承诺，反而暴露出结构僵化、信息不透明、内部博弈频发等问题：
- Arbitrum 基金会未经 DAO 授权擅自划拨 ARB，引发社区强烈反弹；
- Kujira 基金会用代币高杠杆操作，结果连续清算并致币价崩溃，最终不得不将国库交还 DAO；
- Tezos 基金会则因早期权力结构争斗，与项目创始人爆发冲突，甚至被投资者起诉；
- Cardano 基金会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无法在宪章治理、社区协作等核心事务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 以太坊基金会也一度因高位套现 ETH、不作为等问题陷入舆论漩涡，虽然近年来开始改革，但声誉依然脆弱。
这些案例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基金会常常在名义上代表“社区”，实质上却演化为一个运作低效、责任模糊的准权力中枢，成为项目治理的隐形风险源。
权力分裂与合规幻觉：基金会与Labs的利益结构悖论
在多数项目架构中，基金会往往与Labs或Dev公司并存：前者负责治理协调与生态资助，后者主导产品开发与运营落地。这种“分权”设计曾被认为能实现治理多样性、利益平衡与合规稳态。
但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结构：基金会的控制权常被握于与产品开发毫无关联的外部董事手中，他们靠着标准化流程、高额年薪挂名，主导资源分配，却对产品长期愿景漠不关心。
据KOL“加密无畏”披露，北美已形成一套“基金会即服务”（Foundation-as-a-Service）的法律与治理模板供应网络：这些“架构输出集团”为项目定制合规外壳，甚至介入到空投、做市与流动性管理等核心环节，俨然成为加密领域的“制度外包商”。
换句话说，基金会在去中心化叙事中扮演的并非“中立协调者”，而往往成为一种制度形式主义的遮蔽物，掩盖着高度集中化的资源与权力调配。
市场反噬与估值困境：代币价格正在对治理失灵投下反对票
结构性问题最终会反映到市场定价上。数据显示，许多由基金会主导的项目，其代币近几个月来均呈现显著下跌，年线表现疲软，甚至部分项目开始酝酿“退场计划”。
据“加密无畏”透露，已有至少两家市值排名前200的项目考虑在年内撤销基金会架构，直接将治理与运营并入Labs体系。这并非偶发，而是治理模式调整的系统性信号。
本质上，这一趋势是对效率与灵活性的回归。基金会的治理共识尽管在早期有利于构建信任，但在项目进入市场化与资本化深水区后，反而成为一种制度负担——拖慢决策、阻碍协同、拉低估值。
尤其是在美股上市热潮与币股联动逻辑升温的大背景下，a16z等机构越来越倾向支持“公司制项目”，即以Labs为核心的股权化治理架构。这种模式能更快聚合人才、调动资源、响应市场，而不必在链上共识与现实效率之间痛苦拉扯。
一个终将谢幕的阶段：从“去中心化神话”到“精英协同结构”
我们也许不必为基金会的黄昏哀悼太久。历史上，每一个制度模型都有其生命周期。基金会模式的式微，意味着加密行业已从乌托邦阶段迈入“务实治理”阶段——去中心化不再意味着排斥组织结构，而是如何让组织更透明、更高效、更具问责能力。
回到根本问题：基金会是否真的代表“社区”？DAO是否具备实际治理能力？项目是否应该为了合规而将治理异化为形式主义？这才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根本考题。
未来的加密项目或许会趋向一种更混合的治理结构：早期以公司推动技术原型，中期引入可审计透明的资助与治理模块，成熟期则实现自治治理与商业化落地的并轨。这种“分阶段治理演化路径”，可能才是解决基金会困境的真正方向。
结语：告别幻觉，走向真实的制度创新
加密行业进入2025年后，叙事结构正悄然转向。从AI链结合、实用场景扩展，到传统资本渗透……所有变化都在提醒我们：区块链不是革命者的乌托邦，而是新型制度建设的战场。
基金会的神话正在终结，但制度创新远未停止。
真正的“去中心化”，并不是反对一切中心，而是打造可转移、可监督、可纠错的协作结构。而这，或许才是基金会留下的最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