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伟大”理念，其实是以“现金最大化”为核心，而忽视了公共物品的不可直接变现性。这种理念通过减少政府开支，尤其是那些没有即时现金回报的领域，导致了更多的现金收入损失，最终使美国离真正的“伟大”越来越远。
特朗普上任不到两个月，便因激烈的言辞和行为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他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实际上在践行他对“伟大”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显得较为单一和片面。从表面看，他的言行显得杂乱无章，但透过这些行为，他的目标明确、逻辑清晰，虽然这个目标存在一些问题，且逻辑上有所偏差。
有学者指出，像特朗普和马斯克这样的商人，当将他们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公共治理时，往往会犯下重大错误。原因在于，企业与政府面临的系统差异巨大。企业是处理简单的系统，目标明确且回报直观，而政府则处理复杂的系统，目标模糊且回报难以量化。因此，企业中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无法简单适用于政府事务。
在企业中，效率与成功的评判标准通常是市场上的表现，换言之，市场通过现金回报直接衡量企业的努力。如果某种产品短期内无法转化为现金回报，就会被视为低效且不可持续。对于企业而言，现金至关重要。相比之下，政府则主要负责提供公共物品。这些物品无法通过市场直接评估其价值，且不产生即时的现金流。例如，国防、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等，都属于公共物品，它们的存在为社会创造了长远的价值。
张五常教授曾指出，公共物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不能向个人收费，因此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评估其价值。然而，公共物品为社会带来的益处不可忽视，例如，国防保障了社会安全，基础科研促进了技术创新。尽管它们没有即时的现金回报，但它们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以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为例，他将“效率”定义为削减没有现金回报的支出，如关闭国际开发署。虽然他减少了开支，但这些公共项目所提供的非现金价值未被考虑。这些项目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增强了国家的软实力。特朗普在任期间也对类似的项目进行了削减，表面上节省了资金，但忽视了这些公共物品为国家带来的长远利益。
科研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特朗普削减了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理由是科研成果不能带来即时的现金回报。然而，基础科学研究的长期回报是巨大的，它促进了科技进步和创新，这也是美国能够长期保持全球科技领先地位的原因。
此外，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效率”还表现为快速和大规模的决策。特朗普关闭政府机构、裁员和削减支出，表面上看似高效，但实际却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损失。政府的工作不同于企业，减少开支并不会被其他市场力量替代，而会减少公共服务，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
特朗普还通过加征关税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试图通过“现金回报”方式增加美国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策略忽视了长期的国际影响和国内经济的反向效应。例如，对中国加税虽然短期内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却可能导致美国失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国际市场份额，最终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充满了类似的现金至上的逻辑。他提出将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等资源丰富地区纳入美国控制，视其为未来的现金来源。然而，这种策略的短视性忽视了国际合作与长期战略利益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特朗普的“伟大”追求更多的是现金至上的短期思维，而非考虑国家长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通过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他的政策虽然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资金节省，却也牺牲了社会的长期利益和国家的全球地位。真正的“伟大”应该是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重视那些无法即时变现但至关重要的公共投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